日誌

行政長官李家超日前表示將審視建立「高層政府官員責任制」，要求部門領導切實履行領導責任，強化責任落實，或對表現不濟者考慮凍薪、降級等懲處措施，希望為香港治理體系完善注入新的動力。

香港邁入由治及興新階段，審視建立高層官員問責制，積極響應時代需求，以改革創新精神和嚴格標準衝破體制機制思維局限，全面提升特區政府管治效能，增強香港競爭力，大力推動香港高水平安全與高質量發展。

高官問責制是政府問責制重要組成部分，推行政府高官問責是當今世界各國行政改革與發展的重要內容。其內在邏輯依據和基本模式，都沿着「對誰負責」、「對何事負責」、「由誰負責」、「如何負責」的邏輯主線。

香港特區現行政治框架，源自1973年港英政府出台的《麥健時報告書》。該報告着眼於地緣政治和地方管治，將管理權力下放到地方執行單位，立法保障治理規範，實行政治與管治分家。迄今特區政府的架構雖然不時作出調整，但尚未脫離此報告的設計。

改革穩妥有序 強化管治效能

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後，實行「一國兩制」、「港人治港」原則。特區政府行政仍沿襲港英時期政治制度和程序，行政架構從高官到一般公務員全體留任，只是行政長官取代了英國港督，行政長官委任行政會議取代港督委任行政局。由於所有特區政府高級官員都來自公務員，有權無責，不用為政策失誤乃至平庸表現承擔政治責任，導致政令不暢、效率低下、內耗增多、施政困難等亂象。

2002年，時任行政長官推行高官問責制，將三司司長以及全部政策局局長與公務員系統分開，全部列入問責範圍。這些主要官員不再是公務員，而是以合約形式聘用，由行政長官挑選、提名，中央進行政治任命；並在任期內，各自直接向行政長官負責，且需為政策成敗及社會輿情承擔政治責任。

2022年，本屆行政長官在原有政府框架上，將2008年「三司十二局」、2015年「三司十三局」擴大至「三司三副司十五局」，部門分工職責更為明晰精細。這幾年特區政府在維護國家安全、完善治理體系等方面實施一系列舉措，積極穩妥有序，從香港國安法落地實施，到深入貫徹「愛國者治港」，再到嚴格執行公務員及議員宣誓制度，都彰顯了香港特區堅定維護國家主權、安全、發展利益，努力提升行政機構和公務員隊伍的執行力，增強特區政府管治效能。

破除固化思維 激發責任擔當

當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複雜多變，香港機遇與風險並存。從社會結構而言，人口老化、青年發展等問題不斷疊加；在競爭方面，香港既面對內地城市飛速發展的挑戰，更面臨外圍不確定性因素增加的風險。此時優化高層官員問責制，推進制度性改革、完善特區政府的治理架構，可謂恰逢其時。

首先，當前香港公務員團隊雖是一個整體管理較為規範、個人操守比較廉潔、強調注重服務精神的管治隊伍，但在新時期處理全新的政治、經濟、社會挑戰時，有些人不能與時俱進，仍本着「邊界清晰、中規中矩、不做不錯」的固化思維，跟不上社會發展需要。特區政府必須要以先查責任問題、再採取紀律處分等具體可衡量的方式，激發部門領導的責任感和擔當，提高團隊工作積極主動性和效率。

其次，自2002年香港高官問責制出台後，各局公務員最高職位為常任秘書長，職責是帶領屬下公務員執行問責局長制定的政策。儘管高官問責制被視為行政長官加強了對公務員隊伍的領導和管理，但事實上，公務員聘任、考核、晉陞、獎懲等環節通常由各局常任秘書長、公務員事務局及相關諮詢機構所決定，同時人事管理權也歸屬於各常任秘書長，常任秘書長及公務員隊伍在過往可維持所謂「政治中立」，不受行政長官改選及特區政府換屆影響。

因此單槍匹馬「空降」、非公務員系統出身的問責局長，一不熟悉特區政府內部運作，二沒人事掌控權，在工作過程難免受掣肘，消耗不少精力。

行政長官提倡革新，認為儘管公務員聘任制度與政治任命的司局長存在差異，但「責任制」不可或缺。新制度與現行公務員評核制度結合，相信有助加強特區政府管理效能，有利於上下團結、思想一致。

重新審視高層官員問責制的「破」與「立」，香港還需建立一套能適應發展所需的落實、推進與督導機制。公務員團隊的治理能力現代化，是一項漫長且艱巨的任務，本屆特區政府敢於破格創新，邁出重要一步。